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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该以怎样的“姿态”介入时代--理论评论--中国作家网

[关闭本页] 来源:中国作家网      发布时间:2020-03-14

近日,读到青年作家刘斌立的微型小说集《东归》,期间,常常被氤氲其间的某种情愫所感染,以至每每要将思绪从文中抽离出来,以疑惑的目光打量眼前的文字:设若,作家就是他小说中的人物,该会怎样?

在作家将自己幻化其间的叙事中,不论是在叶卡捷琳堡求学,即将和心爱的女孩东归的蒙古族学子巴尔图雅,还是从加拿大桑贝德小城带着父亲的骨灰,魂归达里诺尔故里的异乡游子;不论是辞职返乡,帮父亲转场的哈萨克青年乌尔达拉克,还是混迹在邛海边酒吧,救助彝族女孩的潦倒摄影师,每一个“我”都在与时代的融合触碰中,无形中消解了流俗想象中的“诗与远方”。

是的,当代中国,现代科技的进步与管理方式的发展,推动着社会的快速转型与高速前行,西方社会数百年蹒跚走过的路程,我们往往几十年快速通过。在这一过程中,生活环境的变化、个人角色的转换常常让人应接不暇。社会发展的不均衡,个人又多是被挟裹其中,或离家打工,或外出求学,在主动或被动脱离安稳生活、寻求别样人生的过程中,个人生活的隐痛与社会转型的阵痛双重叠加,造就了一代一代人集体无意识的创痛感、失落感与无助感。特别是田园牧歌式的家园场景被现代工业场景所侵袭、替代,那种脱离少小熟悉环境与惯性日常的变化,更是让这种创痛来得更强烈和持久。从这个角度审视刘斌立《东归》中的微型小说,就有了别样的意义。

鲁迅先生曾说,真的勇士,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。对于作家来说,直面真实的生活,通过作品表达对时代、对生活独到的认识与评价,是作家的职责。刘斌立这本微型小说集中的人物,大多是“处江湖之远”的底层角色,他们因种种际遇,被生活所阻隔、所困惑,在他们努力想要跟上时代步伐的同时,又难以割舍既往。一方面是迎接现代文明的冲动与欣喜,一方面是失却田园牧歌的失落与伤感。对于这些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典型际遇与典型表现,作者在“直面生活”叙事的同时,不是外来者的旁观,而是生活其间的“在场”。即便是已逝去的“我”,也要通过回溯“我”在世时与恋人共游南国海岛而将自己置身其间。作者如此热切地以参与者的身份经历故事,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讲述故事,通过“我说”而不是“他说”,在给作品增加真实性和感染力的同时,亦构建了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人的个体精神范本。

当下的我们,正经历从农业时代奔向工商业时代的过渡时期。有幸目睹这一宏大历史变迁,如果我们的作家仅止步于这一转型时期社会学层面的文学表达,则似乎陷入了对于社会机械镜像反映的循环往复。

毫无疑问,每一次社会转型都意味着时代的加速向前。但对于置身其间的每一个“个体”而言,离开了惯常的生活,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,必然会被新的社会板块所碰撞、挤压,或多或少有过人生的无奈和心灵的创痛。经历这一切后的个人心灵疏解,是一个带有群体性的问题。

在刘斌立这本微型小说集中,总能让人读到隐身在叙事后面的“我”来,这一个个“个体的我”,或游走于社会的底层,或徘徊在时代的边缘,抑或被生活所挟裹,奔波流离,身不由己。即便现实中刘斌立本人,也大都是在行走的途中完成这些文字。作为一位作家,刘斌立的可贵之处在于,他笔下生活于大时代中每一位“个体”的精神范本,尽管泥土已经翻遍他们的身体,历经风雨,却依然流露出坚韧、从容和豁达,没有被消解成灰暗的存在。尽管艰难,他们依然完成了个体生命从生活向度向精神向度的转变,从而让丰沛的生命有了温度,让脆弱的心智有所依托。于作家本人来说,在完成他笔下人物塑造的同时,亦相应地完成了自我救赎。基于此,我更愿意说,刘斌立的微型小说写作,本质上是抒情的,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作家,而相较于才华,作家的情怀更为重要和可贵。这也是处于这样一个大时代,一位作家的应有“姿态”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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